1927年7月30日，南昌，中央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有些焦急地看着时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

  张国焘有些顾虑：“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张话音未落，李立三第一个站起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重新讨论？”

  周恩来也气得狠狠地拍下桌子，愤怒道：“现在意思又如此，与中央派我来时不符，我辞职不干了！”

  此时距离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仅有不到两天时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为何会如此动怒，而张国焘为何需要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如此执着地干预准备已久的起义行动呢？

  1924年1月20日，“一大”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等。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做全面改组，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实现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员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

  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执行部中最强大上海执行部，出任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提到“一大”时曾说：“我们加入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我们帮他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很好的方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而在败退台湾之后，也在反思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国军政工史稿》这样陈述：

  “分子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党员；你不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而在当年，就连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曾说：“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为了人民的幸福，人，甘为革命的苦力。中国人，是那样满怀希望和理想，热情地加入，将国共合作视为革命的大道。

  那时的，也确实有着和相同的时代目标：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东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一大”前，孙中山曾对反对员加入的邓泽如等人表示，人理应“与我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一大”悄悄设立了一个新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委员会成员无一员。孙中山可以让人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但绝不接受他们成为的监察委员。

  在之前的历史上，溯源到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从未在司法、监察、纪律等方面下过功夫。这次“一大”，专门在党章中设立《纪律》一章，并作专门说明：“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执掌纪律牛耳的自然是监察委员会。最终解释权在手，心里想的一定是，任尔东西南北风，一切尽在掌握中。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完全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若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以外而已。”

  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者。孙中山最终目标是的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和人，只是他一时的工具和助手，需要时，尽可能同化；舍弃时，快刀斩乱麻！

  蒋介石没能继承中包容的一面，却把其中冷血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从他早年留学日本时的一首诗中就能看出。

  从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步步为营、咄咄逼人，终于在1927年不再遮掩，亮出屠刀，腾腾杀气。

  如何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中国人并非没意识到过河拆桥的企图，在内部不止一次地讨论过。

  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担心树敌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张以退让求团结。甚至，他们在党内提出取缔“机会主义做官热”，限令已经当了县长的人立即辞职，几度拱手让出了军权、政权。

  随着和工农阶级的壮大，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但陈独秀总觉得“无产阶级还很弱小”，不足以担起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曾经发文表白说，“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争权的事”，应首先帮助赢得“二月革命”，再进行“十月革命”。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央迁就蒋介石这个阴谋家，思想根源就在这个“二次革命论”。即认为这一阶段中国还只是进行国民革命，待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再进行革命，所以，在统一中国前无论如何也不能破裂。

  这一切，恰恰被蒋介石看明白了，拿捏住人理想的命脉，蒋介石把军事力量紧紧地扣在手中，他早已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既然不能从思想上消灭，那就从肉体上一举消灭日益成长的人。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秘密召集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5位监察委员和李济深、白崇禧、黄绍竑等少数中央执行委员，密谋将他们手中的屠刀合法化。

  商议的结果是，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谋叛”的呈文，并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

  ……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由吴敬恒提出“连结容纳于内之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中正所辖各军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员会议共议处分矣。”

  从双方行文上看，似乎蒋介石的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但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他的腾腾杀气，已隐藏在复函里“中正所辖各军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中。

  而此时人并非没有武装斗争的准备，但缺乏正确政治方向的军事准备，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而且，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前提下，只能是再一次把胜利的果实，拱手相让。

  “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了。看清蒋介石伪善背后屠刀的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黄埔军校。

  这一时期，中央迁往武汉，并没有人留意周恩来的行踪。他秘密化装来到了尚处于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成为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者。

  在上海，周恩来连续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义取得成功，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迎接北伐军东路军入城。

  此时的军事工作，还停留在城市中组织工人纠察队这个层级上，勉强算是小规模武装警察，也没形成坚强紧密的领导。

  和经历了北伐战争洗礼的战斗部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选择与合作的人还没有下决心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在后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开场，一时之间，人血流成河。许多著名的员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这时英勇牺牲。

  然而，这只是开端，对人的血腥大屠杀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在“四·一二”之后最黑暗的日子里，暂时相信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事实上，这并非一次正确的选择。但是，也正是在和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合作的这段日子里，一大批人得以继续在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手中的枪杆子越攥越紧。

  伟大的人物，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前瞻性和果敢的行动力，他们或是舍生取义，或是杀身成仁，不畏艰险，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寻找指引光明的方向，也在寻找自己的归宿。

  浪花淘尽英雄，这些未来的共和国创建者，大都不是由谁选出来的，而是在追逐着理想与信念的过程中，义无反顾，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前身为广东军队建国粤军第一师。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统一各驻粤军队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改为第四军，下辖三个师，李济深任军长。

  1926年，中国国民政府展开北伐，第四军中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及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开往前线；军长李济深身兼国军总参谋长，与其他部队留守广东。

  所向披靡的第四军在攻克武昌后被誉为“铁军”，年底展开扩编，第十师编为十一军，第四军番号由第十二师扩编继承，师长张发奎，荣升第四军军长。

  张发奎，北伐战争风云人物，率部初战醴陵，续战平江，再破荆楚门户汀泗桥，大败吴佩孚部；夺贺胜桥，会攻武昌；战江西马回岭，全歼孙传芳谢鸿勋部，进军河南，立下了赫赫战功，是著名的将领。

  1927年6月13日，北伐军班师武昌，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二十军。

  张发奎的部队是员最集中的部队，他能够短短几年从一个营团级指挥晋升为方面军总指挥，除了个人的英勇善战、粤系军人的忠心义气外，与人的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更是不无关系。

  先后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人有廖乾吾、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以及贺龙、等。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员。

  其中，叶挺第二十四师、贺龙第二十军就是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

  看看，张发奎太“红”了，率领的哪里是国军，明明就是领导下的军队嘛。

  据李宗仁回忆，当时他曾劝张要提防：“你们第四军里，最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张发奎说：“叶挺是我广东北江的小同乡，自小便在一起，如兄如弟，就凭我俩‘私人关系’，人也不会为难我。”

  张发奎后来的回忆录中还记载了一个小故事，1925年9月，还是第四军参谋处处长的叶挺正在追求一个女孩，不过女孩表示，深沉的幕僚高参没兴趣，只有那阳刚的一线战将才能入我眼。叶挺很郁闷，去找张发奎，于是后面有了声震天下的独立团团长。

  李宗仁说：“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

  “四一 二”政变之后，张发奎主张立即出兵“东征讨蒋”；二次北伐回到武汉后，他也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

  甚至在“分共”之后，张发奎仍大批接纳人。而且，张发奎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私交甚好。

  后来曾有人回忆“：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驱逐出来的同志。……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朱培德遣送，张发奎收容。”

  因此，当“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再起萧墙，又一次并要彻底面对血流成河的人，对张发奎还是抱有相当的希望。

  而共产国际这位大家长，甚至是把宝全部押在了张发奎身上，什么“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所以后来才会有周恩来与张国焘激烈的争执。

  如此“红”的张发奎要是“分共”，简直等于自断手足，因此他迟迟下不了“分共”的决心。

  国共彻底决裂在即，张发奎何去何从？他还想再拖一拖，但汪精卫不答应，也不能再等下去了，形势危在旦夕。

  汪精卫、唐生智“分共”后，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兵分两路，江北一路为唐生智部，江南一路为张发奎部。

  而张发奎部以贺龙、叶挺部队为前锋，贺、叶无论胜负，都面临战斗减员之忧，而汪、唐坐收渔人之利。

  危急关头，人不能再糊里糊涂去当炮灰了，只能对张发奎最后摊牌：与我们一起携手回粤；如不愿意，就只有甩开张总指挥，自己干了！

  5月21日，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发动马日事变，公开屠杀人。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解聘了鲍罗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一职。鲍罗廷意识到国共合作大势已去。

  1927年7月12日夜，就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的前三天，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的紧急指示，鲍罗廷主持，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岗位。

  张国焘、张太雷、李、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而在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主持中央工作之前，张国焘临时代理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陈独秀这位五四时代的急先锋，被同志们称为“老头子”的大家长，带着一腔无奈谢幕退场。

  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临时中央决定党组织转入地下，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中央派李立三和邓中夏先期前往九江组织撤退，借机考察借助张发奎“回粤运动”打回广东、再图起事的可能性。

  到了九江，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人发现，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对态度大变，指望搭他的便车撤到广东，已几乎不可能。

  “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

  如此“红”的张发奎为何会辜负人的一腔希望呢？30多年后，他对当时的选择有过这样一个说明：

  “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之，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单纯的军事，只能决定一时的胜负；失去政治方向的军事，注定是没有灵魂，更没有人心所向。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吴玉章等同一起在九江开会，认为依靠张发奎“回粤”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回粤成功，的土地革命也会为张发奎不容，破裂不可避免。

  这时，李立三率先站出来，果断提出，不如搞一个自己的独立军事行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最终，大家一致觉得应展开属于自身个人的军事行动了，“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李立三，时为，并曾在后来一段时期内成为最高领导人。他的革命之坚定与脾气之暴烈同样闻名，而且有着迅捷的行动力。

  中央的态度尚不明朗，李立三这边已经行动起来了。他联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召集他们7月28日之前集结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

  早期的贺龙，愤世嫉俗，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贺龙屡遭失败，几经起落，逐渐成长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将领。

  但在张发奎这些科班出身的北伐名将眼里，贺龙不过是个能打的土匪头子。贺龙自己也明白，“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

  贺龙趁二十军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人的措施：7月8日，派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离开武汉；7月10日，同意周逸群转达的的建议，把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各地武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

  看起来有些风险的事，贺龙却很开心：“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是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发，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不同了，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很愿意编到我这里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一点点子进步喽！”

  7月15日，汪精卫正式亮出屠刀，贺龙挺身而出。在武汉三镇许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后来许多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贺、叶的部队并没有停止行动，继续按“东征讨蒋”的方案前行。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相见。寒暄几句以后，谭平山神态凝重：“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20号，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开会研究，我们大家都认为要在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

  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还是党外人士的贺龙有些激动：“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的指示。”

  此时的九江，成了国共两党角力的中心。武汉政府领导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前来拜会，在九江的烟水亭设宴招待叶挺和贺龙，百般拉拢。

  不过，心思已定的贺龙一阵大笑：“我从民国3年18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汪先生的大名就灌了满耳朵，真是如雷贯耳喽！汪先生谋刺摄政王的大勇更是天下皆知。国共合作以来，汪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权……’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边上打转转，如今一变脸就大杀大砍起员和工农大众来了。

  我在四川住过，川戏里的变脸把戏也没得汪主席来得那么快哟！我贺龙奉劝两兄一句，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哪一天人头落地，恐怕还不晓得是怎么落的呢。何必不趁着手里有枪，为中国办些好事，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嘛！”

  一顿抢白，黄琪翔、朱培德悻悻而归。不过席间朱培德把张发奎的口信转达给叶挺和贺龙，要他们到庐山去参加军事会议，还要贺龙的二十军集中德安。但对会议内容，朱培德守口如瓶。

  张发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贺龙和叶挺正有些犹豫，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第四军参谋长匆匆赶来。

  原来，汪精卫和张发奎已经感觉到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叶、贺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

  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的，由云南讲武堂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曾在孙中山广州蒙难期间，率部拼死护卫中山先生的安全，坚决阻止陈炯明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

  1924年初，出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应廖仲恺之邀，参与创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成为学校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扩编第二师师长，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但蒋介石的行为让甚为不齿，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

  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军第四军工作，张发奎时任军长。第四军扩编为第二方面军后，张发奎升任总指挥，黄琪翔任四军军长，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眼看着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人日趋反动，大失所望，自然把目光转向了人心所向的。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周恩来比较了解：“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1927年7月上旬，在面临严峻形势下，经周恩来同意，中央批准为党员。不过，为了保密和隐蔽斗争需要，党组织让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七月的九江，正值酷暑。24日，贺龙、叶挺、、高语罕和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租上一只小划子，开始游湖赏景。

  来到了湖心附近，说：“贺军长，汪精卫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有很大的可能性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兵权。”

  “怪不得他们左一个邀请右一个邀请我们上山去，还说去开会避暑，原来搞的是这个名堂，” 快人快语的贺龙十分坚定：“不去，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第一，考虑是不是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队伍明天开，我的队伍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小划子会议”。它确定了人第一次独立发动武装起义的最终地点和主力部队。

  是一位有着高度政治敏锐性的军事家，这次如此，后来在长征时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亦是如此，解放后粉碎“”更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大历史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7月25日晚，周恩来身着灰色制服，手提黑色皮箱，在陈赓的陪同下，由汉口秘密乘船到九江。

  后来回忆：“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分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6日，周恩来在浔（九江简称）召开会议，向大家传达精神：“中央同意发动武装起义，可是地点不是南昌，而是九江附近的南浔一带。” （注：这里的南浔不是现在旅游圈常提的湖州南浔古镇）

  李立三不干了：“九江附近军阀实力强大，而且叶挺和贺龙的军队已经向南昌集结。在南昌发动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没有李立三的坚持，时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可能就要与这一历史性时刻，擦肩而过了。我们的朱总司令，可能就是别的称谓了。

  因为那时的朱德，并没什么政治影响力，也只有少数的军事实力，只是一个有一定军事威望的老同志。如果不是在南昌发动起义，在那时党中央的心目中，他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小。

  朱德没有基本部队，九军当时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公安局2个保安队，加起来不到500人，只能算作1个营。

  而起义前夜，前敌委员会分配给朱德的任务，也很有意思，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

  7月27日一早，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国焘来到了九江。他很快找到了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五和关向应等人召开会议，向他们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精神，重新讨论南昌起义的可行性问题。

  这下子炸锅了，与会者激烈反对张国焘的主张，一致表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代英的表现最为激烈。

  恽代英十分气愤：“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恽代英愤怒的表情、激烈的话语让张国焘为之变色。张国焘的印象中，恽代英一向正直而有礼貌，素有“甘地”之称。

  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好退一步，想待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决定。于是，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连发了两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但时为中央最高负责人的张国焘明明对起义准备情况一切知晓，又为什么在如此关键时刻犹豫不决，甚至是反对呢？

  原来，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抵达汉口，听取了张国焘向他报告中央决定于3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消息。

  初来乍到的罗明那兹对中央没请示共产国际就决定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等莫斯科作最后决定。随后，他向共产国际发去电报，报告了中央的南昌起义决定。

  7月26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常委成员会议，参加的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顾问加伦将军和翻译，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

  会上，加伦将军首先对南昌起义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刚会见张发奎军长，与之研究军事问题，张军长同意将其所统率的军队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并逐渐转移，回师广东。”

  加伦将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对争取在军事上共同反蒋极为有利。

  如果发动南昌起义，势必与张氏闹翻，在拥有优势兵力的对手阻击之下，我们恐怕难以到达东江。

  接着是罗明那兹宣读共产国际给伯纳（罗明那兹）和乌拉尔斯基（加伦）发来电文：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大家都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大家都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大家都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关

  莫斯科来电的内容怎么也看不出支持南昌起义的意思，反倒有些撇清责任的感觉。

  令罗明那兹没想到的是，在国共关系破裂中遭到严重摧残的中国人不仅没有消沉，而且没有以前驯服了，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中国人对南昌起义的态度十分坚决，对莫斯科来电内容的进行了激烈的质问。

  罗明那兹板着脸孔威胁：“我们在汉口是依照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去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的情况来决定行动的，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到失败，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

  “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反对的旋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是要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阻止南昌起义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失败了，我们还需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

  罗明那兹尽力施展解数，最终拿出了共产国际的“纪律”这张王牌，勉强压住与会中国人，作出了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比较接近的3点决议：

  1．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应推迟起义时间；2．加伦将军的建议是可行的，应由周恩来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广东东江事宜；3．派张国焘马上赶往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的决定。

  关于此行，张国焘回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不只是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对这一任务，张国焘也并不情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

  由于在南昌的前委与中央之间没有电台联系，7月26日当晚，张国焘前往南昌向前委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

  7月29日，张国焘怕前委举行起义，从九江给前委发去两份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电报后，同前委其他成员进行商议，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接着来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张国焘风尘仆仆赶到南昌，这时离原定的31日发动起义仅有一天时间了，起义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当张国焘把临时中常委会议的3项决议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深感意外，他断然拒绝了第二点决定。

  周恩来对第一点决议予以部分接受，提出只可以把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张国焘也同意了。

  然而在几个小时后，张国焘似乎还觉得不妥，建议周恩来再推迟起义时间。不轻易动怒的周恩来发火了：“够了，别再犹豫了，有责任我担着。”

  张国焘不能同意，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说：“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脾气急躁，在九江时就想行动，现在又听张国焘这样说，十分恼火。因此，张国焘话音还未落地，他就站起来，冲着张国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讨论？”

  前委其他成员也都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

  张国焘见大家的情绪如此激烈，只好拿共产国际代表作挡箭牌，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对于张国焘的托辞，周恩来愤怒地说：“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由于生气，周恩来还拍了桌子。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对人拍桌子。

  张国焘还是十分有理：“南昌暴动，事关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慎重。”

  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还是坚持他的意见。因为他有中央代表的身份，是代表中央传达指示的，不能用多数来决定。所以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谭平山后来十分气愤地向周恩来建议，要将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没有同意，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绑。

  会后，无奈的张国焘与南昌起义各位领导人长谈，希望仔细地了解起义无法终止的原因。

  最先与之长谈的是李立三，但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都准备好了，时间上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后来，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之所以不能终止起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违反与起义总指挥贺龙所订立的密约。

  之后，李立三、周恩来和谭平山又分别向张国焘详细的介绍了与贺龙的关系以及推选贺龙为起义总指挥的原因。

  据张国焘回忆，李立三说：“贺龙以往与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追随一块儿干，咱们不可以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

  李立三进而警告：“贺龙不得志，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周恩来对此则有进一步的重要补充：“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请客吃饭，请柬发出去了，能说不吃就不吃吗？而且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如果停止，很多人都会暴露，他们的人身安全谁来保证？尤其是贺龙。”

  谭平山是最先动员贺龙参加南昌起义的，他也向张国焘说明：“贺龙内心有恐惧，我们既请他做总指挥，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7月31日早晨，贺龙、叶挺接到张发奎的电报，称他本人将于8月1日到南昌。前委当即于上午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军部再次开会。

  经过数小时的争论，最终大家以张发奎已和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庐山举行会议，商议解决叶挺、贺龙部队的事实，终于说服了张国焘。

  不过中间还出现了小意外，起义前夜九时有人泄密，负责“打牌”的朱德率先获知，前敌委员会决定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这一天起翻开新的篇章。把枪杆子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蒋介石，一定没想到，他用他的腾腾杀气和血流成河，并没有能够消灭人，更没有能够吓倒人，反而教会了人采取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人从此走向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